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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应以公平促发展

发布时间:2021-01-25 10:11:16 阅读: 来源:码垛机厂家

未来十年应以公平促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实现了与其过去的纪录相比以及与大部分国家的纪录相比都属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公平纪录却不那么乐观,无论就农村与城市,还是就整个国家而言,收入分配出现了持续恶化的趋势。  显然,之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刘民权看来,中国在未来十年及其以后的发展中,应更加重视公平的问题,尽快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社会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型,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平与发展并不对立  《21世纪》:在当前关于改革的讨论中,公平与发展的关系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  刘民权:这就涉及到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深入研究的人就是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发展的目的是使人们更有能力去追求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政府需要做的也就是使人们更有能力去这么做。那什么是允许人们去追求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的最重要的能力呢?森的回答是:健康、长寿、有知识、体面的生活。道理很简单:只有健康长寿了我们才有可能去追求生活;只有有知识了我们才可能知道应去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和怎样去追求它;也只有能体面地参与公共和社会生活了我们才有可能去真正追求我们想过上的生活。  不少人将公平与发展对立起来。我认为,在中国两者未必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21世纪》:您如何评价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公平状况?  刘民权: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世界的平均增长率是2.98%,而我国保持了9.9%的平均增长率。我国实现了与其过去的记录相比以及与大部分国家(发展中或发达国家)的纪录相比都属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公平纪录却不那么乐观,我所说的公平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收入分配。  无论就农村与城市,还是就整个国家而言,收入分配出现了持续恶化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农村和城市乃至整个国家,虽然有短期波动,1980-2004年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总体来说稳步上升。  大国效应及其影响  《21世纪》:与其他后发国家不同,中国从人口和空间上而言,是一个典型大国。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公平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民权: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对其经济发展和公平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作用。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而言,在追求出口导向和外资促进型发展战略时,会遇到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所不大可能遇到的制约和限制。  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一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尤其是,如前所述,他们大多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和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或有迅速掌握一定技术的能力),而这两者是吸引大量外资进入我国的重要原因。所以,可以说,巨大的经济规模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这种外资促进型发展战略对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的贫困、收入分配及经济增长轨迹的影响也大不一样。一个大国将需要更长时间来通过这一战略将其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进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部门。而根据假说(实践也证明这基本正确),在他们被转移之前,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境况会较差,可能仅生活在温饱线上。如果一个大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吸收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其他部门,那么生活在一个大国的这些人将比生活在一个小国在贫困中停留更长的时间。  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来看,随着一个国家把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吸收进其它高生产率和高收入部门,该国的收入分配将先趋恶化,而后得到改善(也即所谓的库兹涅茨假说)。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与一个小国相比,这一过程将会更为漫长,而且不平等恶化的程度会更高(即其最高可能达到的程度).  关于库兹涅茨假说,学术界常有争议,但只要我们设想一个从全社会基本贫困到全社会基本高收入的发展过程,先有一部分人 “富”起来,然后逐步地有其他人乃至所有人都“富”起来,就会发现,库兹涅茨所说的趋势是存在的。  具体到中国而言,尽管有了三十年的出口、外资以及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大军以及与之相关的贫困还远未消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直至最近,在广东及其它一些地区的出口加工工厂中,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一直在恶化,现在已经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  相反,对于一个小经济体,相似水平(绝对数量)的出口扩张和外资流入也许早已吸收了其所有的剩余劳动力,消除了相关的贫困,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并促使整个国家走上高收入和高收入分配平等的道路。  发展应与公平并进  《21世纪》:就未来中国十年的经济改革而言,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发展与公平的关系?  刘民权:由于我国的经济规模,我们事实上需要走出一条全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同时也需避免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  特别是,由于我国的经济规模,出口和外资促进型发展战略存在严重的局限。也许其它较小的经济体可以遵循一种“先增长后公平”的发展战略,即在它们的剩余劳动力差不多都通过出口扩张和外资引进而被吸纳进新的经济部门之后,才采取政策来应对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绝不是一个选择。  与其它先前成功但规模较小的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中国更需要依靠拉动内需来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也意味着,在其发展过程的早期或中期,我们就必须同时应对收入分配,或更一般地说,社会公平问题。因为,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以外,收入分配也对扩大内需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应实施以公平促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与公平的并进。  《21世纪》:那么,就未来中长期的收入分配改革而言,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刘民权:我认为,应当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并扩大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率和提高其保障程度。但是,许多人仍对实施这两条措施存在顾虑。  首先,不少人担心工资上升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出口和外资流入。这种担心不全无道理。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继续依赖目前的出口扩张战略的结果很可能是,继续扩大我国的低技术和低价值含量产品的出口,而这并不有利于实现我国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而且,在短期,这样的战略很有可能进一步压低出口价格。从长期来看,它甚至会导致国家“陷入”依赖廉价和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的陷阱,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不少人对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增加其深度存在疑虑。应该说,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迄今为止政府尚未有重大行动。在这些过分谨慎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少决策者似乎只看到了相关转移支付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的确在一些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一度猖獗过,但转移支付的正面作用也不能被忽视或低估。  就其经济作用来说,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正面作用当是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对于一个旨在发展、实现现代化,并赶上当今发达国家的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人力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没有人力资本积累,就不可能不失时机地去掌握和应用已有的技术,以及加入到现有的全球或地区生产网络中去,更不用提技术模仿和革新,以及最终实现自行创新和进入价值链中真正的高附加价值部分。中国1978年以前的人力资本积累使得她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变(即学习和掌握已有的技术,并加入到国际生产网络中去)。中国现在似乎已经进入这个过程的第二阶段,即模仿和革新。但是要成功进入第三阶段,即实现自主创新和进入价值链中真正的高附加值部分,还需要比我们已有的多得多的人力资本,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对教育、培训和其它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方式进行更多的投资。也许,它还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培训体系进行重要的制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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